随着我国乡村治理步入新时代，受国家力量引导和支配的建构型秩序不断发育，国家整合进路成为乡村社会整合的主导模式，行政化整合模式是乡村社会建构型秩序得以生成的主要手段，蕴含着国家治理逻辑对乡村社会的渗透。

行政化任务是否真正对口村民的实际需求？行政化架构能否提高治理的效率？不同地区是否需要差异化的行政化？行政化过程中可能出现多种多样的问题。例如01形式主义的后果：自上而下的行政化管理能够很好地使任务下达，且责任明确；但可能复杂的形式主义悄无声息地减弱了乡村治理的效力。当村干部的工作目标由为群众解决困难变成了达成上级的任务时，其实离行政化初衷越来越远了。02治理中情感的缺失：完全规范化的行政管理缺少了柔性治理，村干部职业化强化了村干部作为国家代理人的角色，却弱化其作为村庄保护人的角色。03集体力量的减弱：公共利益减少导致村中团结力下降：村庄中基于共同利益而产生的强有力的舆论减少,村庄积极分子主动带节奏也减少,没有村民会主动站出来维护共同利益,说直话,唱黑脸,形成正气。基于这些问题项目组展开了跨度长达一个月的实地调研，分别选取上海、安徽、重庆作为东中西部的代表城市，探寻实际问题提出合理建议。

我们进行了充分的前期准备，包括调研旗帜，调研挂牌，调研扇子等物料，同时访谈问卷和访谈提纲项目组通过前期大量的文献阅读，通过与指导老师沟通，进行多个点位的预调研设计了访谈问卷和访谈提纲，为实地调研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项目目标

1横向寻找典型不同的社会基础和政治生态，在行政下乡的过程中会生发出不同的治理模式。项目组通过三省近二十个村庄的实地调研，使用深度访谈和问卷等形式，收集资料深入分析，预计分化成不同的类型，并从不同的类型中寻找典型，为同类型乡村建言献策。

2纵向探究学理地方性知识治理向现代性官僚治理的转变背后蕴含着必然，这是国家迈向现代化的必经之路。项目组想从学理角度使用“过渡”视角对该转变深入分析。并且新旧结合探寻行政化治理与农村自生治理的融合方案和创新。

项目经历

在上海的广袤乡村，一场由行政化引领的深刻变革正悄然发生。

调研团队深入基层，对上海市金山区、松江区的7个村庄进行了调研，与多名村干部和村民深入对话，收获了宝贵的乡村治理经验，发现了现代乡村在行政化浪潮中的无限发展潜力。

同时，我们也发现，在行政化的过程中，出现了不少理论与现实的错位，调研团队从以下三类治理模式切入，剖析了上海乡村的治理逻辑与实践成效。

行政化主导的转型实践：机遇与挑战并存

松江区新龚村、金山村万联村和星火村均以行政化制度为核心驱动力，在转型中探索效率与民生的平衡，却实践效果却并不相同，也面临着不同的现实困境。

松江区新龚村：从农田到社区的跨越

作为合并而成的农业村落，新龚村曾以“管地种田”为治理核心，村民依土而生。

随着城镇化加速，村民身份转变为非农户口，村委会治理中心也转向社区服务，网格化管理成常态，问题解决及时，社区和谐。

但转型的代价同样明显：干部需应对 “年底述职 + 平时考核” 的双重压力，表格填报、线上调查等行政任务占据大量精力。

“服务便捷化了，但村民对治理的‘感受度’反而变弱了”，成为新龚村治理的突出矛盾。

金山区万联村：代际协作中的治理困境

万联村的治理亮点在于 “70 后 + 80 后 + 90 后” 的代际梯队协作。资深干部凭借 “晓之以理，动之以情” 的经验调解宅基地纠纷，年轻干部则以法律知识讲清利害，“双管齐下” 提升矛盾化解效率。资深干部与青年干部携手，既讲人情又讲理性，共同应对村庄治理难题。

星火村：机制创新激活乡村活力。星火村以“网格化管理 + 积分制”的组合拳打破治理僵局，让村民从“要我做”变为 “我要做”。致使村庄卫生与公益参与度显著提升，乡村活力被极大激发。

贰传统智慧的现代表达：现代制度与熟人社会融合

1泖港村：网格管理与服务创新的双重奏

泖港村是典型的农业村庄，治理方式相对传统，村民参与度有限。

在村庄治理方面，泖港村呈现出典型的“熟人社会”特征，矛盾解决更依靠人情协商，村干部也多为有威望的党员。

随行政化发展，网格化管理全面铺开，网格长以多种方式增强社区凝聚力，同时便民服务措施极大地方便了村民生活。

但资源有限，项目申报竞争激烈，成为制约发展的瓶颈。

2长浜村：人情调解与民主治理的并行不悖

长浜村位于工业区旁，外来人口众多，治理难度大。

如今，他们采取人情调解与民主治理并行的形式，重大工程需经村民代表大会同意，事务决策更加公开透明。

网格化管理中，普通村民担任网格长，实现“自内而治”。

村民素质的提升与治理方式现代化的共同推动促成了这一应对方法，可如何简化行政流程，减轻村干部工作负担，提高治理效率仍需要不断努力。

叁文化传承与转型：融合现代资源

1秀洲村的和谐村风下，旅游项目蓬勃发展，背后是组织化建设不足，资源整合与社区协同力有待提升的困境。

2张桥村非遗文化熠熠生辉，但工业衰退带来经济压力，治理难题与民生工程推进不顺交织。探索集中化发展成为新方向。

3如何平衡经济发展与文化传承，破解治理难题，提升村民生活质量是仍需突破与思考的时代提问。上海的乡村行政化之路，是传统与现代的交融，是挑战与机遇的并存。

在这场变革中，我们看到了网格化管理、积分制等创新举措的活力，也意识到了老龄化、技术脱节、青年力量缺失等问题的紧迫性。

未来，上海的乡村将继续在行政化的道路上探索前行，书写属于自己的辉煌篇章，为此，我们必须寻找到破解治理困境的最佳途径。

行政效能优化队调研团队深入安徽省宣城市、溪口镇、金坝镇、水东镇等多个地区，对沟村、刘福村、宝塔村、浑水村、吕辉村、三合村、碧山村七个村庄进行了实地调研。

这些村庄在基层治理中探索出各具特色的路径，既有共性经验，也面临“准行政化”带来的挑战。以下是七村的治理实践与成果梳理。

1沟村：法治兜底+积分制，党员带领促共治

沟村以“党建+三治”为核心，健全矛盾调解机制，设立纠纷解决广场，小事由网格长协调，大事由法律顾问介入，村民遇事先翻法律条文。同时，推行党员积分制，将日常行为纳入考核，定期公示积分结果，强化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形成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治理体系。

2刘福村：贴身服务“5+2”，板凳会里听民声

刘福村村干部实行“5+2、白加黑”工作模式，24小时响应村民需求，从水管爆裂到老人急救，随叫随到。宣传上创新“板凳会”，结合村民作息，晚饭后组织10-25人小组会议，面对面宣讲政策，提升沟通效率，让“民有所呼，我有所应”落到实处。

3宝塔村：握手言和＋积分兑换，群众动员显效能

宝塔村通过“握手言和”调解法化解宅基地、道路纠纷，连续两年获评“五无”村。积分兑换制度鼓励村民参与公益，积分可兑换生活用品，激发共建共治热情。但村干部待遇低、晋升难，制约了年轻人投身基层的意愿。

4浑水村：生态养殖+宗祠文旅，资源驱动谋发展

浑水村依托南漪湖生态优势，发展虾蟹养殖，提升产品附加值；孙氏宗祠徽派建筑吸引游客，带动乡村旅游。但村干部队伍性别失衡、工资偏低，导致人才短缺，集体经济依赖性强，形成发展瓶颈。

5吕辉村：红色网格双驱动，文化赋能治理

吕辉村将红色基因融入治理，打造烈士品牌旅游，拓宽道路、挖掘红色故事，增强村民认同感。网格员制度精准服务分散的村民组，通过“线下上门+线上微信群”覆盖80%老年人，但传统宣传渠道对不用微信的老人仍存盲区。

6三合村：四议两公开+网格化，民主决策降矛盾

三合村严格执行“四议两公开”制度，重大事项透明决策，高速征迁等矛盾下降30%。网格化服务聚焦安全与民生，安装凸面镜、申报农田改造响应迅速。但行政表格填报繁重，集体经济薄弱（年收入仅30-50万元），年轻人外流加剧人才困境。

7碧山村：文旅融合+老带新，青春团队活治理

碧山村以3A级景区龙泉洞为核心，发展蜜枣种植、毛竹加工，通过“村委会+合作社”统一规划文旅项目。班子“老带新”分工明确：老干部调解民俗纠纷，年轻人负责法律与宣传，纠纷处理效率提升40%。但上级流程繁琐挤压自治空间，老龄化制约文旅升级。

行政效能优化队的成员们还深入到山城重庆，走进了五个乡村，分别是先锋村、寿桥村、古林村、群龙村和其龙村。

重庆市位于中西部地区，特点是农村较为发达，有些城中村的集体经济较其他两个地区稍强大，村干部对于集体资产的管理更为关注。

深入观察访谈他们在实践中探索出的治理方式，能为有相同困境的村庄提供一些解决的思路。

01先锋村：党建铸魂，三缘聚力筑根基。针对村民集中居住在安置小区的特点，先锋村将党组织体系与居住空间深度融合，构建 “横向到边、纵向到底” 的治理网络：

将居民划分成4个网格支部，12个网格党小组。173 名党员全部 “亮身份、领责任”，下沉至各楼栋担任政策宣传员、民情收集员。当有紧急事态时，能够在十分钟内召集突击队制定预防举措；当有信息要收集时，党员网格员也能上门了解、无死角收集信息。

先锋村将党员的作用党建的作用与基层村民自治有机地融合，使得各种情况下都能将治理有条不紊地进行。

02寿桥村：“空壳村”变“致富村”的乡村样本。寿桥村的乡村振兴源于本土人才的回归，党支部书记带头返乡，从修路到引资致富，每年为村集体带来超过50万元的收入。

寿桥村通过建设蔬菜基地大棚等集体收入较2019年增长10倍，让不少村民实现“家门口就业”。

寿桥村的治理亮点有小院治理和议事堂平台。逢年过节村委会组织大家在小院开展活动，增强凝聚力和归属感；建立建立“黄桷树议事堂”平台，让群众代表参与公共事务，

截至目前，已调解矛盾纠纷250余件，切实提升了村民参与感和满意度。

03古林村：年轻治理团队下的农业村振兴探索。该村“两委”平均年龄36.5岁，涵盖70后至90后。后备干部充足，但待遇偏低， 做事顾虑仍需突破。“做多错多”的心理一度制约干部积极性。古林村的一个治理亮点是，通过“好邻居”“好家庭”评选和“211积分体系”，鼓励村民参与村务建设，邻里关系和谐，参与感增强。政策宣传结合微信群、院坝会开展，实现治理方式“上接云端、下接地气”。

04群乐村：文明法治引领，多元共治显成效。群乐村对村民的关怀备至，尤其是对特殊人群的关注。对大病患者、退役军人、妇女、老年人及残疾人等群体，村中提供补贴和慰问金，体现人文关怀；对考上本科的大学生给予奖励，鼓励知识改变命运，营造了崇学尚智的良好氛围。群乐村文化活动丰富多彩，通过举办包粽子、招聘会、义诊等活动，不仅丰富了村民的文化生活，还促进了邻里间的交流与互助。

05其龙村：党建引领转型，经济多元发展。其龙村从原来的农业村逐渐转型为工商业为主的村庄，在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其龙村坚持党建引领，积极探索新的发展路径。其龙村的创新治理之处体现在——经济转型探索-从传统的服装加工业向房屋出租、中小微企业引进等方向转型，努力提升集体经济实力。经济转型初见成效，中小微企业逐渐增多，就业机会增多。基层治理水平显著提升，志愿服务队伍活跃在一线，成为推动村庄发展的重要力量。年轻干部队伍不断壮大，为村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本研究通过深入剖析东、中、西部三省多个村庄在“准行政化”进程中的实践与挑战，揭示出行政化治理在提升效率、规范流程的同时，也带来了一部分问题。不同地区因社会基础、资源条件与治理传统差异，展现出多样化的应对策略与转型路径，但仍共同面临行政与自治的张力、人才流失、集体经济薄弱等结构性困境。未来乡村治理需在制度优化与人文关怀之间寻求平衡，推动行政力量与乡土智慧深度融合，才能真正激活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实现可持续、有温度的治理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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